乐达仁先生去世以后，出任达仁堂经理一职的，是乐达仁二弟乐达明之子——32岁的乐肇基。
乐肇基出生于1902年，天津达仁堂刚一创办，乐达仁先生就把他从北京带到天津，那一年乐肇基才12岁。在乐达仁的安排下，乐肇基在天津新学书院读完小学和中学，又于1921年入上海沪江大学 肄业半年。新书学院和沪江大学的英语教学水平著称于一时，乐肇基在这两所学校获益匪浅。1921年秋，乐肇基回到天津，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化学。乐达仁认为，西医西药来势汹涌，中医中药岌岌可危，中药必须改进，而改进中药首先要学好化学。1924年7月，乐肇基结束学业，乐达仁任命他为达仁堂副经理。1925年10月，乐达仁又安排乐肇基到欧洲考察制药工业，半年后回国。
乐肇基性格内向，沉默寡言，经常像个哑巴整日不发一言，让人难以接近，而实际上他心地善良，律己严，待人宽，办事果断，极有主见。他在乐达仁身边生活、学习了20年，其中有10年时间协助乐达仁管理企业，他从乐达仁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，乐家子弟中数他最有资格成为乐达仁衣钵的继承人。
乐达仁生前曾说过：“我自创设达仁堂药铺于上海、汉口、天津、北京等处以来，所售丸散膏丹均遵家传秘制，历有年所，备受各界欢迎。我曾亲历各埠，见南北人士气禀不同，习尚各异，于是广为收集，又研制出丸散数十种，使南北各界人士都能在达仁堂买到适合自己的药品。另外，北方人抓汤药的多，而北方的饮片率多简陋，为使北方人服用到更好的饮片，我在购买原料上精挑细选，在原料炮制上不惮繁难，一切采用南法，结果达仁堂的饮片在北方市场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，用达仁堂的饮片煎中药，优劣立判。第三，丸散一经配制，局外人难知就里，而疗效好坏，所关甚重：一来关系病人病愈之迟速，二来关系我等之性命——同治年间宫里诬陷同仁堂抓错了药，我乐姓一先人在菜市口被开刀问斩！要想做出好药，必须用地道的药材，到位的炮制，这样成本必然会高。所以达仁堂一定要抱货真价实的宗旨，万不可用‘价廉物美’的谎言利已而误人。”
这番话，乐肇基听过不止一遍，他早已把这番肺腑之言铭记在心。这是先伯的谆谆教诲，也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。乐肇基在执掌达仁堂权柄的21年里，把伯父的话奉为圭臬，身体力行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配料时，他经常身临现场，由他念配本，别人称重，他再复核。配料用麝香、牛黄等细料，必须由他亲自称重，份量不够不行，不当着他的面研兑、混合也不行。质量在他心中，比他性命都重。
他要求各药铺在为顾客抓药时，不得出任何差错。抓药店员要在包装纸上加盖本人名章，复核人也要盖上名章，如果出了差错，两人都得负责任。
乐肇基注重机械和电力的应用，尽力淘汰落后的生产工具和工艺，逐步把中药作坊改造为生产车间，让工人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。他运用自己学到的化学知识，探索中药的改进，终于在1953年9月，把中国最早的中药片剂——银翘解毒片、牛黄上清片等四个产品，推向市场。
乐肇基对执行规章制度极为认真。他认为企业竞争，有如商战，没有严明纪律的企业，难以在搏杀中取胜。军中无戏言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他的办法是，铺规既定，违者必纠，言出而法随。天津达仁堂至今保存着一本《言出法随录》，记载着乐肇基治理达仁堂时期的重要事项。例如——
“1938年1月9日。津栈（按：即达仁堂制药厂）田中，由一月起暂停薪留职。”
“1943年2月14日。查津南两号各卖药人，对于顾客态度不和，有时并极强横，早已著名津埠，实属有违铺规。以后各卖药人，应付交易务持和蔼态度，如再有强横行为，即由当场查柜负责报告公事房。苟有意隐瞒，事后查出，查柜与卖药人应受同样处分。”
乐肇基对企业严格管理，另一方面又很注意善待职工。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，民不聊生，物价飞涨，工人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。《言出法随录》上记载了许多乐肇基给职工加薪、加发津贴的指令，他想尽办法要让达仁堂职工生活得好一些。
让达仁堂老职工对乐肇基感念不忘的是，他在达仁堂公私合营之前，把免费工作餐停掉，给每个职工每月发60元伙食补贴。这60元钱，后来成为达仁堂职工的保留工资，因此公私合营前进入达仁堂的职工，50年代的工资收入，少的也有七八十元，多的可达一百三四十元，有的甚至更高。在月收入普遍只有三四十元的50年代，达仁堂职工收入之高，令人咋舌。乐达仁先生从创办达仁堂，到他1934年去世，治理企业22年。乐肇基从乐达仁去世，到1955年公私合营，治理达仁堂21年。这21年，达仁堂经历了日本侵略、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成立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，达仁堂在乐肇基的领导下，仍能牢牢占据国药魁首的位置。
历史证明，乐肇基是位很有作为的企业家。公私合营以后，50岁出头的乐肇基，就已实质上退出企业领导岗位。1962年，乐肇基退休。文革期间，乐肇基被批斗。1966年，已身患癌症的乐肇基，抑郁而死，时年64岁。
乐肇基有一子一女，现居住在美国，夫人谭庆枝文革后也移居美国，去世时年95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