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8年国民军第三军开进天津，奉军张宗昌、褚玉璞撤退，天津建为特别市。在此之前，天津叫作直隶省津海道天津县。但是别看天津只是个小小的县，清末民初直隶省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，实际上是在天津。天津的高等学堂，中小学建设，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，图书馆、美术馆、博物馆和体育场等公共文化事业，在全省乃至全国，都是领先的。天津民间音乐活动，也非常活跃。普通市民喜欢玩法鼓，“啪啪”的鼓声和悦耳的金属撞击声，节奏分明，令人振奋，再矜持的人也会心旌摇动，随之而翩然起舞。那时候法鼓会遍布全城，各有特色，而最为著名的，当属侯家后永音法鼓、芥园花音法鼓和龙亭井音法鼓三会了。一般知识分子，则更喜欢十番音乐，尤其是所谓“细十番”——一种由二胡、琵琶和笛、箫、苏笙等丝弦竹管乐器合奏的乐曲。十番音乐带有江南水乡色彩，典雅华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每到夏天繁星如锦的夜晚，一些庭院就会飘出《下西风》、《小嘉兴》等十番乐曲小合奏的优美乐声，给津城夜色凭添了不少情趣。
上世纪20年代，天津一些有组织的民间音乐团体，也经常正式演出。如天津广东音乐会，就经常在电台和一些集会上，演奏《平湖秋月》、《雨打芭蕉》、《步步高》等广东音乐。南开中学的口琴队，也经常登台演出，演奏《亚蕾女子》、《美国巡逻兵》等乐曲。在距今80年前的那个时候，能够经常正式演出的乐队，来自于工厂而且全部由工人组成的，恐怕只有达仁乐队了。
乐达仁很有乃祖遗风，就是十分重视宣传企业，树立企业形象，尤其是视觉形象——尽管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广告。清朝时京城每年都要挖一次城沟，用个把月时间疏浚下水渠道。届时乐达仁的爷爷乐平泉，就在各城门开沟的地方设立“沟灯”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街道黑咕隆咚，而城门口“沟灯”上“同仁堂”三个大字，显得格外醒目。北京同仁堂为四邻救火的普善水会，不仅置备了德国水车和消防用具，而且还置办了水会大旗和挠钩手服装，那上面也都印着“同仁堂”三个大字。
达仁乐队是一支由20名乐手组成的铜管乐队，乐手都是达仁堂工人。乐手每人发两套呢子服装，一套红色，一套白色，并且配有大缨帽，带黄穗的肩章，和写着“达仁”二字的领章。乐队利用工余时间排练节目，请海关管弦乐队的高水平乐手给予指导。乐手们平时在厂里干活，接到演出任务，马上换上服装，带着洋鼓洋号，乘厂里的大卡车，打着一面“达仁堂乐家老药铺音乐队”的大旗，就吹吹打打地出发了。
所谓“演出任务”，其实大都是为社会名流家里的红白喜事去服务，红事穿红服装，白事穿白服装，目的不外乎是借机宣传达仁堂。
但是也有不少正规的演出任务。由于达仁乐队在天津小有名气，而且服务热情，外出演出既不收费也不给人家添麻烦，就连点心、饮水都完全自备，所以社会上一些团体搞集会，都乐意找达仁乐队去助兴。当年天津的一些新闻传媒上，经常刊登有关达仁乐队的报道。1920年华北许多地方，春旱秋涝，加之蝗虫为害，灾情十分严重。宁河县有260个村庄，收获不及二成，尤其是七里海一带，民食绝望，饥寒待毙者三十余村，一万三千多人。静海县情况稍好，但是平均收成也只有四成，受灾户数达一万七千余户，占全县总户数的四分之一。11月1日，华北北洋义赈会组织全市四十多个团体，一万余市民，举行游行大会，散发劝捐传单，呼吁社会各界捐助灾民。达仁乐队从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，全程参加了游行大会，并且一路上演奏乐曲，为赈灾活动增添声势。
1922年10月，天津总商会卞月庭主持讲演会，请湖南燕阳初先生介绍平民教育，请美国实业家艾迪博士讲铁路矿山建设。讲演会中间休息时，则由达仁乐队演奏《卿云歌》，和当时流行的学堂乐歌《春游》、《早秋》、《送别》等，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。
同年11月，由霍元甲发起、在上海创立已有13年的精武会，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精武旅游团到天津访问。11月2日下午四时，广东同乡会在广东会馆，召开隆重欢迎大会。这次大会，宣布开会奏乐、向国旗三鞠躬奏乐、演说之后奏乐、呼口号奏乐和大会结束奏乐，均由达仁乐队担任。
整个20年代，达仁乐队频频出现在天津一些公众场合，成为深受各界欢迎的著名工人乐团。在中国企业界，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罢。